事件發生以來，隨著媒體以疲勞轟炸的方式渲染，先是人人皆有可能成為罹難者的恐懼，接著嫌疑犯一番「因想被判死刑故釀此事」的言論，又勾引出主流民意針對廢死論者的攻擊；因應這樣的攻勢（當然主要是媒體主動設定出來的），廢死論者亦立即築起一道高牆，與之對辯抗衡。
也能看到類似以下的現象。事發後，出現了數起在網路上「預告犯罪」，而遭到台灣各地警方關切或者逮捕的「模仿犯」。警察機關與台北捷運公司後發遲緩地在捷運站與車輛上派駐衛警，甚至大辣辣持槍彷彿守衛總統府的憲兵。對此一些人稱心安，也有一些人擔憂國家機器以恐懼之名剝奪人民自由。這樣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這幾天，北捷與高捷均出現在外觀、服裝上扮武扮恐之輩，而立即遭到警察的制伏。
嫌疑犯所就讀的東海大學，在事發隔天對全校師生發表的公開信（後來因媒體報導，全國民眾皆成為收信人），讓這起事件多了一個名為「愛與寬容」的層次。前往江子翠捷運站獻上花束的人絡繹不絕、大學女生發起「Free Hug」的行動、經過事發的龍山寺－江子翠區間時，藝術大學學生在捷運車廂中演奏音樂。而在媒體高舉道德，逕自審判嫌疑犯與其家人，並煽動民意欲迫使事發後從未出面的嫌疑犯家人出來面對的聲浪中，也有人呼籲原諒、勿追究責任。
把這起事件描繪成「社會的錯」，然後把嫌疑犯描繪成「扭曲社會下的犧牲者」，很顯然地，我們的社會正在選擇這個最方便的構圖。但這種乍看之下的方便，真正能夠解決問題嗎？不相干的人燒喊愛與寬恕，好似只需要按個開關，至親至愛被隨機殺害的痛苦與怨恨，就能被閉關在身後的黑暗房間中，然後一切如常地面對光亮的明天。這無非只是想要趕快結束事件的喧鬧與恐懼（好迎接下一個媒體設定出來的無聊議題嗎），一種中產階級式的自私期待。
把隨機殺人嫌疑犯外化為社會問題，作為一種集體的社會治療，其實就是把社會建構成一個主體，並把偏差與犯罪排除在這個主體外。由此我們透過媒體看到的那些假鬼假怪的、噁心的所謂療癒行動，都是在排除與區別出犯罪的他者，好讓社會盡快恢復常態。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機器這次的執法，相對於在「324佔領行政院」與「427佔領忠孝西路」的行動，得到大量民眾的肯定，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療癒的過程是漫長的，不只是受難者從傷痛中走出，並原諒加害者的過程而已（但即使是這樣都不簡單），它還包括整個集體的人如何看待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圖像」，那麼，惡是什麼？它是可以被斷然排除在集體之外的嗎？是什麼樣的機制衍生出惡，並使它有如病毒般蔓延在集體中？針對這起事件所進行的集體速效式療癒，有無可能反而助長了惡的進化，就像西醫與流行性感冒的對決？
無責任地說「用包容來取代對責任／原因的追究」，我想是對於媒體對嫌疑犯雙親追殺的抗衡言論。但如果是方法錯了，應該一起來找一個正確的方法，而不是乾脆放棄，用對受害者毫無助益的寬容語言來簡單了事。這種想法不就跟日前柯文哲說政治受難者應該「寬恕、放下，不一定要去追究誰是元凶」相同，把療癒看得過於輕易，把追究責任與真相看成對主體而言負面、非理性（或許等同於仇恨與復弒）的因素。
我同意用社會作為切入口，來檢討這起「北捷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一個社會愈趨向標準、單一式的西方現代性，的確會造成個人不斷脫群體而原子化，使他所背負的許多人生困惑與糾結情緒都難以透過與人的健全交流而達到紓解，最後那累積達到極限，導致出現許多被我們稱為反社會的行為。到這邊的確是社會的問題，牽涉到集體中的每個人對理想社會的許諾與實踐。不過若要說這全是社會的錯，則有忽略及簡化每個人作為主體所具備的能動性的缺憾。
也就是說，若將「社會的錯＝犯罪」這樣的等式建立起來，那麼很多人都應該被劃入受到社會壓迫而無法自在生活做自己的一群，也就是潛在的犯罪者囉。但只需要環顧你我週遭，就會發現每個個體也努力發展著自己面對壓迫的方法，有的是參與次文化，如搖滾樂、街頭塗鴉、遊戲等，也有的是將壓迫轉移，利用慾望的排解來消解，如大吃大喝、自慰或性交易。我認為把這些個體積極面對生活的行動與此次事件的隨機殺人區別開來，還是有很大意義的。
為何一個人會對他人的疼痛、生命的重量毫無感觸，這是嫌疑犯與其他掙扎於社會中的苦悶靈魂的差距，才是背後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不像這樣把他們區別開來，而以「都是社會的錯」的一般論來當成這起事件最主要的教訓，往後絕對還會出現更多類似的犯罪者。因為經過這次事件，他知道不管他做什麼，民意也會說是「社會的錯」，而逐漸傾向把自己客體化，把自己從社會集體中外化出去，結局或許就是用傷害別人來排解他的苦悶。
昨天嫌疑犯的雙親終於出面道歉，並發表了一紙聲明。我無意對其道歉的誠意與是否在作戲講些什麼，當然，對罹難者家屬而言這非常重要。從他們發表的聲明很難過地看到，他們對嫌疑犯的切割（不知道養育過程出了什麼錯／應速審速決）正反映出過去這一週台灣速效式療癒，逼得他們把兒女當惡人，當成腫瘤一樣切除，而不再願意去面對與了解，終生別過臉去，抱著一個未明的疙瘩至生命盡頭。而加害者側與被害者側之間的和解也無有可能實現。
嫌疑犯的問題就是我們生活的社會的問題，「北捷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絕對是台灣集體的傷痛。我們應該平等地對待罹難者與嫌疑犯對社會所發出的所有悲鳴，不要急著呼籲原諒、寬恕，除非我們已足夠理解這起罪行，並且有共同建造一個讓人更好地活著的社會的共識。也應該避免那種簡單地劃分出善惡，並欲將惡排除到集體之外的偷懶想法，這只會讓惡更進化、更瀰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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