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店員一年級生的時候，對日本文學的了解非常少，雖然那時已學了日文一年，讀過的仍只有村上春樹而已。前輩告訴我這兩本非常重要，我便記了下來，逢年過節也不忘要多進幾本來賣，但一直沒真正讀過。所以說書海無涯，大家都會說這書好那書妙，什麼某某作家的某某書是該領域非讀不可的五十本書之一，又死前不可不讀的幾百幾千本書名單洋洋灑灑，可時間就那麼點，如果所謂重要的書那麼多，就算照排也得排上好幾十個歲月吧。某些書能否插個隊，也是機緣啦。總之，我終於排到了。
讀《沉默》時，覺得它與其說是小說，更像是思考的隨筆。對於小說所需要的情節鋪陳與角色塑造，《沉默》不能說全然沒有，但無疑是稍加欠缺的。一位耶穌會教士洛特里哥偷偷潛入禁教令下的日本，欲證實其恩師費雷拉棄教之傳聞，途經一些尚未被撲滅的信仰之火，受一個被迫棄教的浪人吉次郎所助，而後卻又遭到背叛。過程中洛特里哥眼見許多信徒遭到各種酷刑所殺，他不禁質疑起他的主為何放任蒼生百姓水深火熱卻逕自保持沉默。最後他在禁教執行者井上筑後守的安排下，與已然棄教的費雷拉相見，並在費雷拉勸說棄教的過程中，開啟一場關於宗教的思辨。
洛特里哥被置放在殘忍的兩難情境中，只要他一日不棄教，日本官方便不斷殺害那些曾經信仰天主教的平民百姓。對信仰忠誠？還是放棄信仰，以拯救蒼生？書中有句話是這麼說的「為美麗的、良善的東西而死是很容易的；為悲慘的、腐敗的東西而死才是困難的。」多麼偉大的犧牲情操，每個人總有生命以外不可讓渡的信念，以作為個人存在的證明，每晝每夜我們努力完善它、擁抱它、為之沉迷而陶醉其中。一個天主教徒是如此，無神論者亦各有其價值依歸。但此時為了拯救他人無辜之生命，我們是否願意凜然放棄，讓自己空洞、失去意義、跌入深淵呢？
費雷拉對洛特里哥怒吼：「你認為自己比他們更重要吧！至少認為自己的得救是重要的吧！你如果說出棄教，那些人就可以從洞裡回來，從痛苦中獲救。雖然如此，你還不棄教，因為你覺得為他們背叛教會是很可惜的，像我這樣變成教會的污點是可怕的。」十六世紀西歐在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勢力崛起，而舊教為因應衝擊亦加以改革，其成果就是耶穌會。相較於新教的世俗化與個人化，耶穌會仍以對教會及教宗的忠誠為依歸，不難想像洛特里哥在面臨棄教時刻的內心掙扎有多麼大。費雷拉的說話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舊教的保守與虛妄之處，他在告訴洛特里哥，你應側耳傾聽的是祂的聲音，而不是教會的聲音。
洛特里哥終究棄了教，並與費雷拉一樣，獲得日本姓名與身分，終生留滯日本。對於世間稱他「棄教的保羅」也自嘲地接受，在有如軟禁的宅邸臨終。最終章〈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中，以記事體記述了岡田三又衛門（洛特里哥的日本名）的餘生。從中讀者將發現日本官方並沒有如之前對洛特里哥承諾的那般，只要神父／司祭棄教，便不再追捕信教的平民，他們的說詞是日本的土壤終究長不出天主教的花，故只需斬根，再坐看莖葉自行枯萎便可。因為在某個守衛身邊搜出了聖像，一干人再度受到調查與殘忍的逼供，而岡田三又衛門則不再積極營救，僅是立下並未傳教的保證書而已。他為何只能沉默？在前一章才對吉次郎說過「那個人並未沉默，而是一起受苦」的棄教神父，是在「一起受苦」嗎？
作為小說，《沉默》的可讀性並不比《深河》，但可視為遠藤周作對於西方宗教本土化的一系列思索的開端。戰國時代據說曾有三十萬人信仰天主教，但在豐臣秀吉驅逐神父令與德川家光的禁教令之後元氣大傷，終究只能默默退出。究竟真如費雷拉所說，日本人雖然形式上信仰著天主教，骨子裡仍是多神信仰，所以天主教不可能扎根；或是政權的高壓禁絕才是讓天主教無法存活的主要因由，我認為後者或許才是實際上可能的答案。
信仰的跨文化傳播，本就會遭到在地文化的不同回饋，接受或者排拒、部分接受而部分結合在地民俗加以轉化，或者基本上排拒但將附帶於信仰周邊的有利元素納為在地文化的一部份。信仰或者說文化要跨海扎根，總是有一連串適應的過程，而這種因為適應而產生的融匯、轉化或者說整形，都是為了繼續存活在這個星球上而做的努力。從這個角度來看，遠藤周作其實藉由宗教信仰，提出了一個二十一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永續課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