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8日 星期三

愛與寬容之危險

上週三近晚發生的「北捷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至今已一星期。是夜我在臉書上說:「在此時去把個人的犯罪外化成社會的病徵,對於那些無端被捲入事件的受害者來說過於殘酷,也無從療癒。但另一方面對於旁觀他人之痛苦的好事人來說,起鬨式的追殺起底,對各自的人生與理想社會的構築也沒有幫助。惡就是存在,你不能排除它,只能設法在風險中與之共生。」與這段留言一起潑上動態的是一張村上春樹《約束的場所》書影。

事件發生以來,隨著媒體以疲勞轟炸的方式渲染,先是人人皆有可能成為罹難者的恐懼,接著嫌疑犯一番「因想被判死刑故釀此事」的言論,又勾引出主流民意針對廢死論者的攻擊;因應這樣的攻勢(當然主要是媒體主動設定出來的),廢死論者亦立即築起一道高牆,與之對辯抗衡。

也能看到類似以下的現象。事發後,出現了數起在網路上「預告犯罪」,而遭到台灣各地警方關切或者逮捕的「模仿犯」。警察機關與台北捷運公司後發遲緩地在捷運站與車輛上派駐衛警,甚至大辣辣持槍彷彿守衛總統府的憲兵。對此一些人稱心安,也有一些人擔憂國家機器以恐懼之名剝奪人民自由。這樣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這幾天,北捷與高捷均出現在外觀、服裝上扮武扮恐之輩,而立即遭到警察的制伏。

嫌疑犯所就讀的東海大學,在事發隔天對全校師生發表的公開信(後來因媒體報導,全國民眾皆成為收信人),讓這起事件多了一個名為「愛與寬容」的層次。前往江子翠捷運站獻上花束的人絡繹不絕、大學女生發起「Free Hug」的行動、經過事發的龍山寺-江子翠區間時,藝術大學學生在捷運車廂中演奏音樂。而在媒體高舉道德,逕自審判嫌疑犯與其家人,並煽動民意欲迫使事發後從未出面的嫌疑犯家人出來面對的聲浪中,也有人呼籲原諒、勿追究責任。

把這起事件描繪成「社會的錯」,然後把嫌疑犯描繪成「扭曲社會下的犧牲者」,很顯然地,我們的社會正在選擇這個最方便的構圖。但這種乍看之下的方便,真正能夠解決問題嗎?不相干的人燒喊愛與寬恕,好似只需要按個開關,至親至愛被隨機殺害的痛苦與怨恨,就能被閉關在身後的黑暗房間中,然後一切如常地面對光亮的明天。這無非只是想要趕快結束事件的喧鬧與恐懼(好迎接下一個媒體設定出來的無聊議題嗎),一種中產階級式的自私期待。

把隨機殺人嫌疑犯外化為社會問題,作為一種集體的社會治療,其實就是把社會建構成一個主體,並把偏差與犯罪排除在這個主體外。由此我們透過媒體看到的那些假鬼假怪的、噁心的所謂療癒行動,都是在排除與區別出犯罪的他者,好讓社會盡快恢復常態。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機器這次的執法,相對於在「324佔領行政院」與「427佔領忠孝西路」的行動,得到大量民眾的肯定,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療癒的過程是漫長的,不只是受難者從傷痛中走出,並原諒加害者的過程而已(但即使是這樣都不簡單),它還包括整個集體的人如何看待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圖像」,那麼,惡是什麼?它是可以被斷然排除在集體之外的嗎?是什麼樣的機制衍生出惡,並使它有如病毒般蔓延在集體中?針對這起事件所進行的集體速效式療癒,有無可能反而助長了惡的進化,就像西醫與流行性感冒的對決?

無責任地說「用包容來取代對責任/原因的追究」,我想是對於媒體對嫌疑犯雙親追殺的抗衡言論。但如果是方法錯了,應該一起來找一個正確的方法,而不是乾脆放棄,用對受害者毫無助益的寬容語言來簡單了事。這種想法不就跟日前柯文哲說政治受難者應該「寬恕、放下,不一定要去追究誰是元凶」相同,把療癒看得過於輕易,把追究責任與真相看成對主體而言負面、非理性(或許等同於仇恨與復弒)的因素。

我同意用社會作為切入口,來檢討這起「北捷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一個社會愈趨向標準、單一式的西方現代性,的確會造成個人不斷脫群體而原子化,使他所背負的許多人生困惑與糾結情緒都難以透過與人的健全交流而達到紓解,最後那累積達到極限,導致出現許多被我們稱為反社會的行為。到這邊的確是社會的問題,牽涉到集體中的每個人對理想社會的許諾與實踐。不過若要說這全是社會的錯,則有忽略及簡化每個人作為主體所具備的能動性的缺憾。

也就是說,若將「社會的錯=犯罪」這樣的等式建立起來,那麼很多人都應該被劃入受到社會壓迫而無法自在生活做自己的一群,也就是潛在的犯罪者囉。但只需要環顧你我週遭,就會發現每個個體也努力發展著自己面對壓迫的方法,有的是參與次文化,如搖滾樂、街頭塗鴉、遊戲等,也有的是將壓迫轉移,利用慾望的排解來消解,如大吃大喝、自慰或性交易。我認為把這些個體積極面對生活的行動與此次事件的隨機殺人區別開來,還是有很大意義的。

為何一個人會對他人的疼痛、生命的重量毫無感觸,這是嫌疑犯與其他掙扎於社會中的苦悶靈魂的差距,才是背後最重要的問題。如果不像這樣把他們區別開來,而以「都是社會的錯」的一般論來當成這起事件最主要的教訓,往後絕對還會出現更多類似的犯罪者。因為經過這次事件,他知道不管他做什麼,民意也會說是「社會的錯」,而逐漸傾向把自己客體化,把自己從社會集體中外化出去,結局或許就是用傷害別人來排解他的苦悶。

昨天嫌疑犯的雙親終於出面道歉,並發表了一紙聲明。我無意對其道歉的誠意與是否在作戲講些什麼,當然,對罹難者家屬而言這非常重要。從他們發表的聲明很難過地看到,他們對嫌疑犯的切割(不知道養育過程出了什麼錯/應速審速決)正反映出過去這一週台灣速效式療癒,逼得他們把兒女當惡人,當成腫瘤一樣切除,而不再願意去面對與了解,終生別過臉去,抱著一個未明的疙瘩至生命盡頭。而加害者側與被害者側之間的和解也無有可能實現。

嫌疑犯的問題就是我們生活的社會的問題,「北捷江子翠隨機殺人事件」絕對是台灣集體的傷痛。我們應該平等地對待罹難者與嫌疑犯對社會所發出的所有悲鳴,不要急著呼籲原諒、寬恕,除非我們已足夠理解這起罪行,並且有共同建造一個讓人更好地活著的社會的共識。也應該避免那種簡單地劃分出善惡,並欲將惡排除到集體之外的偷懶想法,這只會讓惡更進化、更瀰漫。

2014年5月23日 星期五

|退屈隨筆|結尾:一個小範圍的清理

距離事情發生也將近五個月,現在終於得以用一種了結的心情,為這個療癒目的甚強的小專欄畫下句點。「退屈」在這系列的書寫中雖然專門用來指涉我在田國的日子,嚴格說起來則是,自從大學畢業踏入社會之後,我就一直是陷在「退屈」中的了:百無聊賴、沒勁、處處感到限制且探頭也望不見隧道口的光的日子,到了不情願地前往田國的這段經歷達到高潮,最後以肉身的痛楚作為結尾。

擺脫了田國的退屈,今年的主要人生功課便是要直接面對那規模更大的退屈,透過大量閱讀包括董啟章在內的虛構與非虛構作品,以及為了公職考試而研讀的文、史、哲理論性濃厚的讀本;三月議會佔領事件與繼之而來一連串的發動,令我的意識彷彿回到了大學時代的激進(身體則還需要更多時間與刺激來「脫退屈」),於是問題便是要試圖去解答,為什麼(當時的)自己從激進急轉直下而退屈;這個月台社出版的工運人士自傳讓回答這個問題的努力終於成為可能,因為徘徊於工運場域的外圍正是我跌入退屈狀態的前一個場景,或許我能從書中找到一些當時懷抱的挫折與生命困惑,然後釐清這些與我跌入退屈的聯繫。

為了更順利地做好這些功課,我必須盡快進入這篇書寫,以把田國經驗綑綁埋葬。

--

一月八日。那天原本的計畫是,與妻開朋友的車到宜蘭,兩天一夜溫泉之旅。因為預定要先去忠孝新生站附近讓劉阿姨針灸治療肩痛,所以起得很早。從在田國的時候開始睡眠品質就變得很差,經常失眠,導致早上總是精神渙散、呵欠連連。這天睡眠品質依然不好,起床的時候也慣例地相當昏沉。為了省時間,而在前往針灸的車途中把在潮州街買的燒餅油條很快吃完。

到了劉阿姨處,換完褲子後,妻趴著扎,我坐在椅子上扎肩膀。因為睡眠始終不好已成習慣,雖然感到不太舒服,也不覺得是什麼問題,就這樣進入療程。針佈滿上半身之後,很快逐漸有種不自在的感覺襲來,一直想要藉由移動可以移動的身體區位來消除這種感覺,但是這種不自在感卻愈來愈大。同時,用來灸的艾草味道讓我無法藉由大口呼吸來緩和不適。療程有三十分鐘,在當時我認為這種不適是可以透過我的種種努力來撐過的,但直到我愈來愈急促的呼吸和表面化的頭暈主宰所有的意識後,終於決定出聲喚劉阿姨。

接著我失去了意識,下一個「畫面」只有聲音,由遠到近,聽到我的名字,隨著聲音逐漸清晰,肉體的感覺也回來了,我感到自己的臉在被打。我感覺到那聲音中的緊急,於是努力地睜開眼皮,卻睜不太開。全身都脫力了。眼睛勉力睜開之後,劉阿姨問我她是誰,我回答了,然後她讓我就這樣躺在地毯上,在我的人中跟胸部的中心各下了一針,應該是急救用的。意識慢慢清晰之後我才逐漸接受自己剛剛昏倒的事實。

妻的療程結束之後,劉阿姨讓她扶我去廁所,這時我的身體全然無力,雖然有吐意跟便意,但在馬桶上坐了一會只拉了一些散便。覺得自己暫時不會再有便意後,我被扶回床上平躺。相對於一臉恍惚的我,劉阿姨顯得驚魂未定,她向妻描述我當時的狀況:我叫她之後,她馬上來幫我起針,但快起完針時我便失去意識傾倒了。倒下之後全身弓緊、雙眼倒吊,她必須叫她當時也來治療的女兒幫忙把我的雙腳扳直。整個失去意識的過程約一分鐘左右,但她說暈針嚴重會導致死亡,所以她也嚇到了。而由於當時全身趴在床上,而只能用聽覺來感受這一切的妻,在聽過劉阿姨的後續說明後也顯得有點不知所措。

我後來往內去探索,在所謂「失去意識」的那段一分鐘左右的時光,我的意識包含了什麼內容?我記得畫面是一片白的、很亮,然後我有種「終於可以好好放鬆了」的感覺,雖然對受到驚嚇的眾人不好意思,但真的好舒服,有種想這樣一直下去的念頭。

總之,宜蘭泡湯之旅泡湯了,我的肉身嚴重受創,躺到過正午稍微回神後,在劉阿姨「暈針後也是改變體質的好時機,要趁機補強」的叮囑下,妻帶我去喝了營養的雞湯,並購買了許多蔘藥材,讓我在接下來的日子強力地進補。只是我一邊進補、大量的睡眠,身體狀況還是不太好,變得非常怕冷,我從來不戴帽子,但這段期間外出皆戴著毛線帽。夜晚則常有噩夢襲來,經常夜半驚醒,驚醒後發現自己手腳是緊繃的。氣好像還是很虛,經常有喘不過氣來的現象。腸胃亦不佳,大便一直是散漫的,硬不起來。就這樣過了痛苦的兩個星期。

身體一直沒有好轉的跡象,使我無法開始進行原定今年要開始的讀書計畫。我把健康的崩壞歸罪給身處於田國的鬱悶與飲食睡眠的全面失調,這段期間讓我的精神稍微獲得療癒的,是在病榻上讀的董啟章《時間繁史‧啞瓷之光》以及椎名林檎的《ありあまる富》(滿滿的財富)這首歌。而這段時間每週仍會進行一至兩次針灸,治療的重點在補氣與胃虛。對於身體無有好轉的狀況,劉阿姨曾建議我去行天宮收驚,因為她在幫我針灸的時候,會感到暈眩。於是我在一月十七日與十九日各去了一次,排隊讓身穿藍衣的使者進行儀式。

我沒有虔誠的宗教信仰,也從未有依靠宗教來解決人生問題(無論身或心)的經驗,但也並非不信神明。這次因為覺得身體的狀況已非自己能夠掌握,這段期間常有身體不是自己的感覺,就有所有的方法都該試試看的心理。一月二十二日再回到劉阿姨處針灸,由於還是感到痛苦,她建議我到她自己很信任的宜蘭南澳濟護宮去請神明「處理」,而且叮囑我「什麼都不用說,祂看就知道了。」而隔天是年節送神前的最後一次,妻便決定隔天借車載我過去。

自己也很想知道原因為何,去之前便回想了搬回盆地以來所發生的事:十二月二十七日搬家;二十八日去尋購空心磚,結果買了二十塊很重的空心磚,一塊超過二十公斤。廠商只送到一樓門口,我因為想要趕快整理好書本,便分兩天,一天搬了十塊上四樓;一月二日搭客運回台南;一月三日為了去區公所辦健保,卻在途中走進一片浩大的墓園;一月四日在高雄大量行走與朋友見面;一月五日陪妻去嘉義探望阿嬤,在半廢棄的醫療大樓大廳哼起歌,被妻制止,才知在醫院不可以唱歌。

一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們抵達濟護宮,準備經驗一次從未體驗過的民間信仰收驚儀式。濟公活佛附體在一位師兄上,藉著他的身與口來解決信眾的問題。而我是第一位,神明一看我,替我把脈之後便用因為喝了酒後有點含糊的台語(有時須經師姐翻譯才懂)給出指示,「難過很久了吧,有二十天了吧……沖到煞……這是朋友帶給你的……」然後就叫我站定位,開始唸咒與驅魔,事後妻說那時我的表情變得很猙獰,我說因為神明拿著一大捆香,煙熏得我一直流淚與忍耐所致。儀式結束後,神明再給出進一步的指示,「你心頭鬱悶很久了,也容易緊張……牛肉吃很多吧,以後不要再吃了,對你的運途跟婚姻都好……如果可能最好避免探病跟入醫院……」最後給我三天份的符紙,令我回家後化符水抹身與飲下。

我聽話地完全照辦,第一天因為不懂,還喝了一整碗的符水(其實只需要喝三口),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隔天我發生了一次這陣子最嚴重的腹瀉,前半段排了一些軟便,然後突然就像水龍頭轉開一樣,去勢強勁的水便大量排出。以此為分界點,拉完這一趟之後我的確好似看見曙光般,氣息開始順暢,一天一天地好起來了。聽過這段的朋友中,很多都問「真的是因為神明的關係才好起來的嗎?」老實說這種事情我也不曉得,就如我前面敘述的,因為我從未感到如此痛苦,能夠嘗試的辦法我都嘗試了,究竟是哪個部份正確運作,讓我就這樣好起來,我也不想再去深究。對我來說,我把這次身體的異化當成我退屈田國的後果,而那次水洩就是排毒的象徵。之後我就抱著排完毒的純真肉身回到古都過年。

--

過完年回到盆地,我終於能夠比較長時間的閱讀,雖然頭腦還是昏昏沉沉而且覺得自己變笨了,至少與一月相比起來是進步的。到了三月中旬,佔領議會行動有如強心針般將我退屈的身心捲動了起來,此時可以說,田國的一切都正式地和我不再有關了。

到了現下這個時間點,我已經能夠比較具體地去描述在田國所遭遇的那些,對我身心有害的人、事、物。首先是在私人的層面,如果沒有我想要博得妻的父母的認同的動機,我是絕對不會考慮這個職位。妻的母親在勸誘我時所講的那些關於這份工作的優點,我是全然無法接受,也不認為那對我的整體生涯有任何幫助。然而在去年三月,妻還沒辦法採取與父母對抗的姿態,導致我沒有選擇地接受前往田國的安排(但在妻父母的說法則是提供我一份很不錯的工作)。這便是第一個委屈,我不但無法用我自由選擇的工作來博得對方對我們交往的首肯,最後還被迫以一種獲得施捨的立場前去擔任這份職務。接著,妻母親還對我說,希望我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們有交情,要裝不熟。這讓我覺得更加屈辱,但當時總告訴自己只要忍耐就好了。心中懷著一種很不切實際的期待,以為只要做了這份工作,就能夠得到承認。但這個期待在五月之後也發現真的是不切實際。

實際工作上也造成我的挫折,但這部分對我的影響比較小,我自認已做好我所有能夠做的事情,作為上層單位的勞委會也對我以行銷撐出一個在地文化旅遊方案的模式非常滿意。當然,對於這幾年流行的文化創意產業搭配社區營造,甚至社會企業的概念,我都是存疑的,雖然有能力操作,但內心無法全盤接受。於是工作上的挫折比較不是在操作的實務上,而是我努力想要以理想的模式去做「多一點」努力,讓我的雇主團體從一個聯誼性強而集體工作性弱的組織,轉變成以實際分工來凝聚彼此,並據此培力的社區營造式組織。但或許就是這種中途半端的想法,讓我只能有氣無力地運作,不僅無能推動,還經常讓領導(包括擔任會長的妻父親)誤會我與他唱反調,不夠聽話。最後只能自己躲進挫敗的情緒中,覺得退屈,卻經常諷刺地在主管單位主辦的教育場合被當成模範組織來稱讚。

五月母親節的時候妻試探性地提出結婚的話題,導致她母親崩潰落淚,並明確地表達她的反對。過後在她父親打來責罵她的電話中亦表達像是「他都還沒努力,怎麼能得到禮物」這樣的話,經過妻的轉達讓我知道後,我除了感到受辱外,還相當憤怒。這種既屈辱又憤怒的心情,大概就是我田國退屈生涯的全部了。而因為必須守著保密的約定,這樣的情緒在工作場合就轉換成另一種自暴自棄、無欲無求無靈魂的落寞。我曾在六月底七月初想要找工作離開田國,那時認真地整理了履歷與作品,也曾千里迢迢搭了一次火車到台北面試,但一方面全無下文,另一方面妻阻止了我,她說如果我這次離開,我們就真的不能在一起了。我記得這通電話打完之後,我非常暴怒地踢踹了桌椅並摔了一些東西,冷靜下來之後只剩下絕望的心情。因為我認為妻想要透過折疊我的尊嚴與自由意志,來換取她父母承認的想法是錯誤且遙不可及的,也氣她在這件事上總是採取退縮的態度,讓我覺得孤單與不受保護。這次的絕望徹底地讓我成為行屍走肉,只剩閱讀跟看影劇能稍微勾起我的感覺。

在這種心情下,我逼得以負面的看法來對待田國的人事物,以無懼與之為敵、睥睨一切的態度來度過剩餘的日子,並且逮到機會就離開田國,減少自己暴露在田國空氣中的頻率。最後終於在年底搬回台北,並以非常高傲的姿態結束與眾人的關係。整段荒謬的田國劇場看下來,我認為自己處理人際問題的弱點始終存在,我討厭別人有所隱瞞、不誠實或帶著心機來試圖耍弄我,一旦察覺到這樣的用心,我就會擺出一副目空一切的姿態,關閉與別人的溝通,同時封鎖透過對話改變別人的可能性。我也試圖想要改掉這個問題,但是我卻無法妥善處理與妻父母的關係,我感受到那是對我整個人的存在全面性的否定,因為這種全面性,使我也找不到一個支點,去使用槓桿原理來施力。

我便是以這樣的狀態回到盆地。

2014年5月19日 星期一

轉型正義的證據電影──《辯護人》

朋友在臉書上推薦了南韓電影《辯護人》,他說「這部片實際上含括了政治立場由左至右各種光譜的人,或許每個人都能從中看到一部分的自己。」並且「強烈推薦有以下念頭的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看這部片:1.覺得向政府抗議毫無用處者;2.覺得抗議學生都是吃飽太閒不好好唸書者;3.覺得民主及言論自由是自然而然掉到頭上者……」自己雖然有種南韓電影除了金基德、朴贊郁以外看頭不大的刻板印象,最後還是找了這部片來看,然後果然非常激動,看第一次的時候時常必須借助不斷深呼吸來緩和情緒,等到第二次看才能比較平心靜氣地欣賞更細密的人性情感。

但說實話《辯護人》絕非什麼撼動電影藝術與電影史的重要影片,它之所以吸引超過千萬的南韓觀眾進戲院觀賞,依靠的不是它的藝術成就(甚至我在此書寫的此刻仍未對創造出它的導演是誰感到一絲興趣),而是它通過了通俗敘事的手法,傳達了南韓轉型正義史觀,讓國內觀眾直面獨裁政權高壓虐殺人民的歷史,並鞏固傳揚自西方的民主價值(對於這個價值的解構與其所造成的惡果,則是接下來亟需要面對與處理的問題)。

我不禁想,在轉型正義仍未到來的台灣島嶼,若有這樣的一部電影,可能難以造成像在南韓一般的全民風潮。這部電影將會受困於去政治化民眾的厭惡,在藍綠惡鬥的操作下,最後只能是小眾運動團體內部的工具性激勵教材。

《辯護人》揭露出獨裁政權國家機器聯合軍檢警,以國家安全的莫須有罪名來羅織知識青年入獄,並使用非人道酷刑求取自白來作為犯案證據的治理手法。由於軍檢警一體,縱然設有法院,人民一旦被懷疑為叛亂份子,仍無望獲得公平的審判,只能透過辯護律師與檢察官、法官之間的交情來換取較輕的量刑。這聽起來當然非常能夠跟台灣過去長達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以及從未經歷轉型正義,軍檢警仍被濃厚親國民黨意識形態給佔據的現狀作為對照。

在這部片子中導演(雖然不知其名)特別強調了刑求的殘酷過程,來陳述國家機器對人民身體與意志的規訓,那種無處可躲的巨大恐怖,與其說是在「修理」一個人,更切實地傳達出「毀滅你也不足惜」的統治意志。受迫害的青年在法庭上接受辯護律師的證人詰問時,說他感受到對他施以刑求的人所散發出的不屑、鄙夷與惡意,這正和許多參與三二三占領行政院行動,而遭到警察暴力毆打的民眾經歷不謀而合。受傷或有輕重,但恐懼的本質是相同的。

但是望向島嶼四周,卻發現島嶼住民普遍對於國家的暴力統理不加警覺,甚至有些「社會太自由,應該回到戒嚴時代」的聲音在響。我想究其責便是民進黨政府在其八年執政中怠忽職守,上下忙於右傾而忽略從事轉型正義,從歷史教育開始扳正,進而清算國民黨殖民政權對島嶼人民的加害。以媒體改革來說,遂行黨政軍退出三台,卻過度放任有線電視頻道與系統的管制,無欲創造一個強勢且具公共性的公廣集團,讓大財團透過最有影響力的媒體恣意散播消費主義,導致住民的去政治化以及創造出一種「所有的政治爭議都是藍綠惡鬥」的厭煩說詞。在金融方面,扁政府亦力行鬆綁,打造出有利新自由主義橫行的環境。繼之上任的馬政府便善用了這個環境,以「獨裁者的進化」手法打擊人民運動,追求與強國的經濟綑綁,進而企圖政治統合,讓島嶼鑲崁入永久被殖民的命運。

這部片還有另外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重點。主角經歷了在貧困中力爭上游,終於出世上位,成為日進斗金的律師後,創作者並沒有想要去說一套「苦過來的人一定能夠同理被壓迫者」的論述,反而透過主角對於學生運動的嘲笑告訴觀眾,物質條件變好之後,人更容易忘卻他者的苦難。賦予利己最高價值的同時,也不忘無意義化那些努力追求的人們。或許這就是島嶼的現況吧。

2014年5月4日 星期日

小政府也需要官僚魂-《官僚之夏》

幾年前,這本《官僚之夏》剛出版的時候,許多人不解一本看起來像是在歌頌官僚的書,到底講什麼?有什麼好看?官僚在本地民眾心中無非是個貶義詞,它跟貪腐、失能、麻痺似乎更接近。

然而在反服貿運動仍在全台遍地開花的現在,或許也創造出一個適合閱讀這本書的情境。的確,這本書所描寫的那些創造「東洋經濟奇蹟」的經濟官僚風骨,在新自由主義的不敗神話徹底席捲全球、國營事業與公共事務次第私有化的模式下,已經難以得見。人民對公共事務無所期待,失望之餘,亦有人轉而疑惑,難道現勢無可逆轉,世界經濟只餘下與大國進行不對等的貿易一條窄路?翻開此書,看看日本,也許有不同激發。

二戰後,美國挾其趁兩次戰爭歐陸衰退而發展起來的
強國經濟,開始大量金援各國「重建」,同時也架構起以自身為圓心的新全球秩序,讓各國在依附美國的情勢下,放棄「經濟民族主義」,逐步打開自己的市場。而日本的經濟官僚們,也就是《官僚之夏》書中的主角,他們不遂美意,採取使政府處於支配地位的工業政策,大力扶植、保護在地產業(也就是市場經濟最倒彈的「干預」),造就了經濟奇蹟。這本書最精彩的地方,除了民在我心,擇善固執「官僚魂」的描寫,還有就是他們為抵抗美國的談判壓力,所做的那些斡旋、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準備,讓人讀來不禁讚嘆民之所託,無非如此。

事實上,那些能夠得到迅速發展的國家(包括台灣的經濟奇蹟),如何獲致成果,答案攤開來看其實明顯,就是公然地違反自由市場的準則。但雷根柴契爾以來,新自由主義作為促進經濟成長的解藥,實則為全球勞工、環境帶來毀滅性的危害。理應由政府插手介入分配的公共政策,如廣電資源、公共衛生、教育、能源等,都外包、私有化到財團手裡,政府有權卻無責,政策受害者無人憐問。

解嚴以來,台灣的開放從來都是毫無保留的,不管那是好萊塢電影或是像這次的對中貿易。自由市場畢竟只是一種選項,開放跟干預也應該不是沒有灰色地帶,但從《官僚之夏》對照現實,讀者應該會發現,我們納稅培養出來的官僚,既不知輕重,也沒有與國際諸國談判的斤兩,那證據就是,在反服貿運動沸騰了將近一個月後,談判對象的中國竟主動表明可以重啟談判,並承諾給予台灣更優惠的條件,這難道不是官僚的怠慢嗎?

都還無須論爭支不支持貿易,以及貿易的對象,若是國家所培養的官僚已然失去對自己工作與專業的尊敬,台灣的未來依然闇黑無光。抱持著這樣的想法閱讀此書,若被激發出自我覺醒之心,再發揮台灣人的水牛精神持續精進與自我啟蒙,讓理性與監督的力道由人民涓滴入政治核心,或許這將會是一場雖悠長但有可能勝利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