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會（祭典回憶之二）

9月27日晚上的電影與講座後，一位觀眾在問我關於音樂節的許多問題時，強哥來跟我打招呼。我逃了四、五年有了吧，終究還是躲不掉。

現在的我已經能夠正常地跟人寒暄，因為工作了幾年，也逐漸學會以社會人的身分跟人對等交談。不過那場電影放映前，當我看見這兩位我曾經拍攝過的人入場就座時起，心中還是湧出許多，淤積在心裡好幾年的愧疚與難為情。

我想要裝作沒意識到他們的存在，但其實我在漫長的座談中已經重新好好確認過他們倆的名字了。這位滿腹疑問的觀眾來找我時，我有如在海中浮沉時偶然看見一塊浮木般鬆了一口氣，就怕散場時沒事做，眼光對上了。然而強哥還是走近我，然後跟我說「好久不見了！最近怎麼樣？」並且帶著很大的笑容。

事情於是演變成：我曾經對他們做過很不好的事情，然後他們仍然完全不打算計較地接受了我。這讓我有點感到幸運，卻也有更多的難堪。

五年前我懷著某種現在已經無法闡明的熱情，以及對影像的微薄興趣，做了一年多的「紀實攝影」。現在說起這四個字讓我覺得臉紅，因為不管從哪個角度去評量，我都是個差勁的工作者。熱情驅使我跟著我紀錄的對象出入許多社會運動的場合，我拿著相機拍攝因為各種原因而上街頭爭取權益的人，以及這個總在運動場合用音樂激勵群眾的樂團。因為他們，我拍出來的東西在課堂上被老師稱讚過，也因為他們我看到了許多人民的憤怒與眼淚。

我拍的照片完全不能說是好照片，但是在那股熱情的驅動下，我還是持續了一年多，但熱情慢慢消退，我對大學與人生的茫然升高至頂點，去現場的次數逐漸減少，間隔也逐漸拉大，最後一次的拍攝是2004年的野台開唱，我拍了他們的演出照片，但那捲底片始終沒有被沖洗出來。然後我沒有告訴他們一聲，就再也不曾出現在他們的演出了。或許當時我心底仍然希望自己會在某一天提起勁，然後前往現場，但是沒有。

於是我給自己這段失敗的經歷下了一個結論，就是只有熱情成不了事。明明他們一直對我開放，但我卻無法再踏進一步。我以前以為那是因為我對於勞動與世界的理論掌握得還不夠多，但現在看來，其實單純只是因為不成熟。

強哥在桃園機場擔任地勤的工作，他曾跟我說他一天要搬運合計將近一萬公斤的行李。而工作之餘，他則在這個樂團擔任吉他手，以前他很照顧我，也會在演出前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會去拍攝。

我沒有好好地跟他說聲抱歉，只是厚臉皮地與他熱情地談了一會兒笑，然後繼續解答觀眾對我們為何要在敏感時期請中國人來的無厘頭疑問。